略论国画人物创作的“形” 与“神”

--安玉民

     摘要：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都强调了绘画中的“形”和“神”，这也是国画人物创作所要面对的基本命题和考评标准。在这两个艺术创作主张的基础上，从创作本体出友，通过解读相关理论观点，对以形写神和形神兼备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以期澄清有关国画人物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当认识，走出当下国画人物创作存在的误区。
关键词：以形写神；形神兼备；人物画；精神；价值

人物是国画创作的重要题材，优秀的人物画作品能够对人物形象传神写照，体现时代精神，表达画家的艺术追求。国画人物的创作自然离不开对表现主体“形”与“神”的描绘，有关这两者的关系以及在具体作品中体现出的艺术价值，历来就为人们所重视，就此研究命题形成的诸多观点学说，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但由于历史语境的改变和研究者的某些认知局限，对国画人物创作中“形”与“神”的理解，人们至今还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偏颇，当下人物画的创作实践也因为观念误区的存在而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有必要对国画创作中这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针对相关理论观点和创作现象，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客观解读。

一、以形写神的基本定位

人物画创作是以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形”是指人物的体貌外表，就像山水画离不开具体山川景物的表现，花鸟画要画出花草与动物的形态。国画人物作为具象绘画的一种，不能脱离具体的形象描绘。

国画人物的“神”，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物的神态、气质、神情等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它是人物画的价值所在，也是画家绘画立意的必要体现。那么，“神”怎么去表现？东晋顾皑之在其《画论》中强调人物画创作要“以形写神”，与一些文人画家一味强调“神”的观念相比，顾皑之的“以形写神”艺术主张显然更为务实。比如他认为“传神写照，在阿堵中”，也就是通过人物的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人物的眼神也是需要具体的形态特征表现出来的。对此，顾皑之充分认识到“形”在“神”的表现上的重要作用：“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如果一幅人物画连必要的“形”都不具，又怎么去表现所谓的“神”？在一些文人画中，因为画者绘画技能的欠缺，他们的人物画往往因为概念化、同质化，而缺少个性特征，不同人物的“神”也就无从具体表现，且这种习气导致了中国人物画在唐宋以后于主流绘画中渐趋式微。

以形写神也并非是只要“形”准确、“神”就可以水到渠成地呈现出来。顾皑之认为画人物“于挥五弦易，目送飞鸿难”，“神”是人物精神世界的体现，眼睛是一个人心灵世界的窗户，“神”的表现还需要画家深入体察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才能用相对应的“形”表现出来。“顾皑之在魏晋画坛上的崇高地位，酋先在于其可视的形体描写的准确与生动。顾氏的过人之处，并不在于其脱离‘形似’，而恰在于精妙的形体描绘中透射出人物的神韵。”也就是要通过“形”来传达人物的“神”。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人物肖像册》对人物形与神的表现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这些精妙的写实性人物绘画中，人们通过人物的面容可以获取许多与表现对象相关的精神性信息，画面所表现的“神”已非简单的喜怒哀乐表情特征，除了可见人物的性格与气质，我们甚至能够看出画中人的健康状况、为人城府，这些优秀的人物画、人物造型写实而不生硬，注重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画家对表现对象的体察已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层面。

中国画人物的形体塑造不同于一些西方绘画写生式的如实表现，中国人物画中的形象更具有概括性、写意性、典型性，是画家对表现对象和画面主题充分认识后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而不是简单再现对象的现实形貌。顾皑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认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需要画家“迁想妙得”，也就是要发挥画家的想象力，恰到好处地运用“形”来表现“神”。“对‘神’的‘悟对’除了关注眼睛之外，还重视感悟人作为一生命整体而显露出的神韵和风采。也就是通过对‘形’的感悟，升华出‘神’的形象，从而显现生命之精华。”可见这里的人物形象是艺术升华了的形象，而不是简单的人物写真，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人物的精神气质。

二、形神兼备的综合考量

有人认为形神兼备是清代画家王时敏提出的主张，且不论这种观点是确，但形神兼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确实很大，这不但体现在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常常为人提及，而且它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王时敏作为一位山水画家，如果形神兼备确为他的艺术主张，显然不是仅仅针对人物画而提出的，他之所谓“神”也不会单指人物的神态气质，而应该是一种泛化了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的精神气韵。但形神兼备似乎更适合作为人物画创作的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简而言之，画家在进行人物画创作时既要注重形象的塑造，还要力求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只有做到“形神兼备”，才算臻于完美。

就国画人物而言，没有具体的形象塑造，便难以表现所谓的“神”；而只有准确的形象描绘，没有“神”的生动表现，再具体完备的“形”也只是一具没有精神意义的空壳。唯有做到形神兼备，才能通过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画家的创作构思，体现一定的艺术精神。这里的“神”不仅仅从属于画中的具体人物形象，同时还是作品精神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传统人物画中也存在着一种类型化了的“形神兼备”，这种“形神兼备”的表现语言比成，接式化。比如在众多的宗教人物画和表现文人高士的人物画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类型化作品。尽管这样的类型绘画强化了这些人物的气质风貌，得到了受众的普遍接受，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对人物形象的重要美学追求，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审美符号。但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表现这类题材时，还是常常会突破模式，力求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现自己作品的独特价值。比如画圣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和出自侠名画家之于的永乐宫三清殿的《朝元图》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南齐谢赫在其著作《画品》中提出的“六法”，既是对绘画作品进行评价的不同层面与角度，更与绘画创作的具体方法紧密相关。“六法”之中的“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重点强调的是具体的造型方法与要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如何画好具体的形。而他酋先强调的气韵生动则在国画人物的创作中可以理解为形神兼备的“神”，对“神”的要求则是“生动”。“六法精论，万古不移。然骨法用笔以下五法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致，默契神会，不知其然而然也。可见，在谢赫的“六法”中，“形”与“神”也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

三、精神晶佳的时代彰显

人物画是画家通过相关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创作思想的，如果狭义地去理解国画人物的形神兼备，那还是主要局限于技法的层面，也就是要求人物画能够做到形体准确，神态生动。广义的形神兼备对国画人物的要求就不是仅仅局限于此了，酋先“形”的塑造就涉及绘画语言的风格追求，其次“神”的表现应体现绘画作品的精神品位，因为这里的“神”已不仅仅止于人物的神态气质，更要体现作品的价值追求了。比如，表现当代人物，如果热衷于表现呆呆傻傻的“神”、矫揉造作的“神”，而无视当代人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总体精神风貌，这样的形神兼备其价值指向就会产生明显的偏差了。“值得重视的是，魏晋名士在实践中不羁于世甚至鄙视尘俗的所作所为，其本意是通过生命本体的率真表现，自然流露人的精神本质，也就是以‘形’显‘神””。如果说顾皑之的以形写神写的是魏晋时期旷达潇洒的名士之“神”，那么在当下的国画人物创作中，“神”体现的应该是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追求，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

当然，不同主题的国画人物创作所要达到的形神兼备，还应该契合作品的主题思想，避免没有真情实感的简单图解。所谓生动表现，就是要求人物形象显现出生机活力，具有一定的审美意趣。

现在之所以还要深入研究人物画的“形”与“神”问题，是因为当下的一些人物画家对此仍然存在认识误区，在具体创作中，有的画家一昧地强调形的写实，不厌其烦地描摹人物形态的诸多细节，而在人物思想情感的表现上却显得空洞无物，缺少精神内涵；也有的画家逸笔草草，笔下的人物形象粗疏雷同，却津津乐道于作品的所谓“神”，想以此掩盖自己造型能力的不足。

“任何艺术品都可以是而且应该是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载体。这就是说，作者的爱曾、兴趣、愿望、倡导等，都能在创作的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观众对画家的期望，就是通过意义深刻的画面形象观赏到能够引发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启迪，以至更多思索的东西。”真正优秀的国画人物所表现的人物应该个性生动而富有特征，这也是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传统正道，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虽然人物众多且形象简略，但却各有个性，形神生动；南宋画家马远的《踏歌图》中，那几个踏歌而行的村民形象神情各异，极富生活气息和娱乐情趣；即使是唐代画家阎立本表现帝王形象的《历代帝王图》也没有将帝王的形象概念化、美图化，而是力求人物外形和精神的真实，没有刻意掩盖帝王们凡身肉胎的一面。

“形”与“神”不仅仅是国画人物的艺术要素，也是其他造型艺术所要重视的命题，在人物画中恰当表现人物的“形”与“神”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国画人物画家只有正确认识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活动，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的深入体验通过形神兼备的形象表现出来，才能创作出高水准的人物画作品。

欲辩真意已忘言

——安玉民先生人物画印象

文/戴求

 我闲暇时喜欢读画。最近，安玉民先生赠我的画集便长置于案头。不时翻阅，意味深长。可当我合上画集，仔细想想，又怀疑自己的理解可能有些肤浅了。陶渊明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我想，古往今来的画家能得大境界者，莫过于此。      

 我对玉民兄的画并不陌生，多年前刚接触时就印象极深，当时给我感觉有着鲜明的异域风情，意象震撼，强烈地撞击人的心灵。我有一个习惯，欣赏一个人的画时，总喜欢联想画家本人的形象。听说玉民来自蒙古草原，我总觉得他应该是个桀骜不驯的人，长发披肩，目如鹰隼，或者蓄着浓须，冷血如凝。

 初次见面，颇出意料。玉民兄外貎清秀，温文尔雅，绝无东北粗犷之感。细品之，饱学谦逊，宽厚弘毅。后来有过几次交流，平和而愉快。及至坐下来对面深谈，洞悉到他丰富的精神世界。他苦行僧般孤独、执著地追随艺术理想，他对画事的深悟和诸多独特的见解，他那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之路，都深深地打动和吸引了我。

在扬州画坛，玉民兄以其写意人物而独树一帜，长期以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亦为国内外画坛所瞩目。中国的人物画创作，我钟情于那些蕴藉深厚、自然流畅，有著一种不动声色的内向美的作品，更喜爱那些富潜东方意象之夸张、变形的艺术追求，有著一种穿透人之灵魂深长力量的佳作。环顾当今画坛，能以一管之笔直抵生命家园并充溢浪漫情怀的画家并不多见，我觉得玉民兄是其中的一位。

玉民兄的人物画创作，主要部分是以科尔沁大草原上蒙古牧人的生活为主要内容。这类人物夸张变形，精致传神，或端庄尊严，或柔丽慈祥，或恍惚飘逸，或奇突怪异，如其《祥云》、《圣地的诱惑》、《吉祥》《敖包相会》、《美丽的传说》、《锡林河》、《成吉思汗子孙》等，都充分表现了画家对草原人物的深刻理解，并给人以鲜明的美学意蕴。   

玉民的这类人物作品，不论是庄严主题或世俗风情，虽取相不同，神韵相似。蒙古包、驯马人，蒙古姑娘、拉马头琴的牧民、老大娘、驼铃与马蹄声构成了画家绘画作品的特有符号，是画家孜孜不倦、忘情不已的艺术体验，是画家将艺术与心灵糅合融一的生命情愫，更是一种精神意味、历史渊源传承和乡土情怀意识的情景交融。    

应该承认，玉民的游牧人物，首先不是雅趣，而是取其庄严。他的作品从姿态上我们看到了高昂和不屈，看到了一种美，更深刻、更显力度的生命之魂，看到了一种跳出了古典的清雅趣味，启开了庄严韵致的艺术探索。    

在玉民的笔下，你会意会到，生命是美好的，奇异的，也是充满艰辛和悲壮的，你会超脱了纯粹自然地域的因素，而达至人的情感与生命精神合而为一的境界。此时，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于玉民而言，已是生命的象征和精神的寄物。           

玉民的另一类画，是来扬州以后，以传统文人笔墨为手段，推出的一系列古意人物小品。这些画水墨淡彩，意悠境美，笔精墨妙。如其《得大境界》、《怀远图》、《难得浮生半日闲》、《拂声图》、《夏趣图》、《得妙图》等等。画中人物与山水、花鸟情景相叠、心境互映，清逸淡远之风和高洁自许之格融为一体，旨在摆脱俗念、远离浮躁，把被世俗所异化的自我加以净化，追寻的是现代都市中的古典情怀，喧闹中的平和安详，繁华中的淡泊静谧，走的是重返古典、皈依本心之路。       

在这些画里，一切物象都转换为心象。因此，他的笔墨方式强调“意”的经营，注重“写”的挥洒，这种意象表现性的绘画方式，与传统文化、古老哲学水乳交融、难分难解。他把对儒家的中和、道家的无为、佛家的彻悟等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感悟，一一注入他的作品中，并以他自己的方式彰显和解读着传统文化的丰厚与含蓄、深邃与博大。       

玉民兄是一个充满着历史责任感的画家。他的人物画艺术，还将笔触深入到主题性大型创作中。从2009年到2012年共创作了三幅巨型作品：江苏省文化厅重大主题精品工程，创作了《南京保卫战》、《丹顶鹤的故事》，内蒙古美协举办的“重大主题创作工程”作品《红山曙光》。2013年参与中国美协、文化部主办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永乐大典》。   

我国的主题性中国人物画创作，建国以后，大致上遵循徐悲鸿建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即以西洋素描造型为固定模式，起到一定时期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严肃性、写实性有余，抒情性、写意性不足的遗憾。玉民的主题人物做了有益的尝试，他在写实的基础上，采用略带夸张的变形，凸显人物之“真”，以深厚笔墨、疏落有致、极具动感，体现了一种当代人物画的传统新境界。   

对这类画作，玉民兄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创作一幅新作前的苦思冥想，从构图、造型、场景、预期效果等，都要进行创作写生、动态设计，经反复推敲之后方才下笔。玉民曾经自言，画大型主题创作“很花精力也很辛苦”，可是他的脸上又分明洋溢着巨大的成就感。   

总之，通读玉民兄的几类画作，无论是他的草原世相、古意人物，还是大型主题创作，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笔墨、造型功力是扎实的，他涉及的领域是宽广的。据我所知，玉民不仅在国画人物上独树一帜，他对传统山水亦有涉猎，而且他的速写、线描、版画、油画也极具特色，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地方和全国的各类展赛中获奖无数，充分展示出他在绘画领域的各个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正是因为他技法领域的宽广，所以在用笔和结构上，玉民人物画的最大特点之一是能将线与面、疏与密、虚与实、主与次、色与调等诸多艺术元素巧妙地结合起来，并无痕地运用到作品中。       

在创作过程中玉民还牢牢把握著一个原则，既注意“形”之准确，又注重“意”之开掘，因之，他对自己人物画创作的思考、生命的诉求，个人的风格等等答案，都可以在作品中得到解读，即在幽深或夸张的境象中蕴涵自己对人性的深刻感受。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画中已有某种磁力，深刻而激扬，引导著人的心灵去体味生命的行程，一直通向人类精神的美好家园。

    记者手记——

玉民兄是从大草原上走出的画家，博大的草原文化赋予了他纯朴厚道的人格魅力，也造就了他绘画创作中质朴、沉重、悲壮、崇高的艺术特质。   

玉民跟我长聊过他早年学艺的经历，在科尔沁大草原上几十年的沉淀，既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实验的素材基地和关注的视域，也使他不断的探寻和品味草原的底蕴，完全融入这片土地，造就出深邃从容的风格。    

玉民从童稚时就显示出艺术天分。儿时见自然动物，心里就萌生很多联想，见小人书就爱不释手，见动物就反复观摩。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当一位画家，把故乡的一切画下来。他最初的创作，是从速写、素描、连环画开始，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开启了他绘画的萌芽。    

读中学时，15岁就发表作品，从插图、连环画、版画到水粉等，积极参加当地的美术展览。在“文革”后期，每年都有艺人到草原采风，接触了一些有名气的画家并向他们讨教，绘画技艺得到锤炼。也就在那时，他认识了陈丹青、赵奇、胡梯林、刘大为、白敬洲等大画家，因此受到感染，使他矢志不渝地潜心探寻自己的艺术之路。    

和玉民兄交谈，你会感到他是一个随性之人。他温和敦厚，不善虚词，但是谈起艺术却又坦诚激荡，充满豪情。那种果敢、坚定其实来源于长期人物画创作前对人物的阅读，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领悟。    

玉民善于思考。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慨，创作人物画时的克艰克难。有多少同行半途而废？又有多少画家平庸一辈？首先，从形到神是最艰难的一段；其次研究画法、技法、风格，再将其融入画境，必须咬得菜根，耐住寂寞；最后从“能品”升华至“逸品”，又需要呕尽多少的心血？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强调三点：一是笔墨的功力，二是精神的超越，三是境界的深静。玉民的人物画创作，恰恰具有上述三个方面，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就此而言，玉民已是当代少见的逸品画家。   

我感觉到，在当今画坛既空前繁荣，又存在浅薄浮躁诸多问题之际，玉民兄清者自清，以“耕者”自勉，在作品创作融入市场的同时，保留着对艺术更高境界的梦想和追求，这一点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