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上半叶，吴门画派进入全盛期。以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为核心的绘画艺术群，代表了当时文人画的最高水平。以致后来的“吴派”画风成为江南一带文人绘画样式，绵延润泽了五百余年。甚至到七，八十年代苏州出口创汇的工艺画几乎全是仿传统“吴派”经典作品的图式。能把文化经典成功转化为文化产业，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吴地人对“吴派”绘画样式的自信; 二是“吴派”绘画的文化价值获得世人广泛的认可度; 三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欣赏并不受时代阻隔。吴门书画和吴门中医，苏州刺绣，成为苏州三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

近 年，苏州博物馆筹划吴门画派沈周、文徴明、唐寅、仇英特展(每年推一位）。继去 年沈周展，今 年正在办“衡山仰止——文徴明书画特展”，作品是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借来的, 有些作品在其它博物馆曾展出过，没惹眼。苏博: 一个文徴明亲自栽种，正繁华茂盛的紫藤花馆,举办“吴派”展特别接地气。海内外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踏入衡山故园，就象我们踏入法国厄普特河畔的小镇吉维尼去找寻莫奈, 去意大利博洛尼亚和乔治·莫兰迪约会。有一种精神省亲，文化寻根的归属感。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 找到了文化的根源，艺术的生命力愈发灿烂。

苏州国画院院长周矩敏，曾是负责苏州美术的文化官员。无论责任担当或对专业的认知度，他总能表现出超乎于一般的思维深度。他对吴门画派的传承关系和现实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2007年他组织，“新吴门画派——苏州国画院作品展”晋京展取得圆满成功后，继而在南京、上海、欧美、日本、台湾等地巡展。在2012年他邀请了国内诸多理论名家云集苏州，参加“吴门画派论坛”研讨会。

从理论上去梳理探索“吴门画派”历史相承的文化痕迹和现实意义。推动这种文化溯源的目的，就是担当起“吴派”薪火相传的历史责任。作为吴地后人，周矩敏始终强调“吴派”绘画应该保持鲜明的地域特色。注重诗、书、画三者的结合以及多元化的审美意趣，讲究笔墨性、书写性、书卷味的融合亦平日所言之书卷气。

他擅长人物画，独创的“周氏样式”民国人物给业内留下深刻的印象。据他称：最早是受丰子恺“缘缘堂”的影响。丰子恺和吴友如是近代以民国人物入画，并为世人熟知的两位大师。吴先生的“点石斋”以民国市井风俗入墨，三百六十行细细道来。后来者，凡研究海上民国风俗的无不依此为据。丰先生是漫画式绘画本，最著名的是《护生画集》画了四十六年，共创作了六册。为丰先生绘画本撰文的有弘 一、叶恭绰、朱幼兰、虞愚诸大师，可谓图文并茂。 矩敏最初是作为遣兴画了一组民国人物小画在上海艺博会上展出。被台湾的星云大师偶然看见，即邀请去台湾办展。展览要求图文相配，主题是“散淡人生”似乎与《护生画集》提倡“爱生敬养”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具有普世意义的展览深获赞誉，百余幅作品被佛光山美术馆及藏家全部收藏。从此以后“周氏样式”的民国人物画被世人所熟悉。矩敏的人物画大都以民国布衣先生入画。他说：布衣文人，这种“散淡人生”的生活状态，具有更广泛的知识平民式的生存典型。这种看似“无为”而实质“有畏”的处世心态，在不自觉中形成一种行于“散”心求“淡”的生存表象。因此他笔下的布衣形象大都类似“温饱有余，富嫌不足”的中产阶级。虽不求仕途的畅达，却不失士人的度量。品茗、闲钓、奕棋、赏花、读书、雅集、书画等，营造出一种轻松散淡，带有幽默意趣的理想化境界。这种淡然生活，泰然处世的精神追求，仍具有现实意义。

矩敏是学院派画家。因此，凭借坚实的造型功夫成功地把客观形态转换成意象形态。他的绘画语言既具强烈的个性符号又合乎笔墨法度。他视野开阔，画笔涉及题材广泛，印度印象，西藏风情，当代人物，历史事件，水墨花鸟兴致所至不羁陈规。全然没有“一招鲜”贯之终身的顾虑。他在坚持个性图式时往往能把其它画种的优点不露痕迹地经营到自己的画面中，给人一种天成自然的视觉图像。

作家用文字说事，画家用画笔忬情。以文载道，先要把事说清。画要寄情，必须是好画。否则理不明情何寄。观矩敏的画，有事亦有情。慢慢读画，常常能咀嚼出富含哲理的甘味来。这种追求，这种形式或许给当代文人画寄情载道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借鉴。

日前，周矩敏来京公务，带着他的新作《奉安大典》来看我，攀谈之间品读其作品令我颇出意外。看多了周矩敏以熟练的水墨写意风格作都市园林人物画，饶有兴趣的人物造型，辅之以轻松放逸的笔调，显得别致独特，但用以表现人物众多的历史题材，则存在着一个方法、语言到形式、技巧转换的问题。其中如何找寻即保留自身优长，又适合表现历史现实情境再现的要求，想必耗费了矩敏大量的心智与劳动。可喜的是，与矩敏既有风格语言迥异的《奉安大典》不光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结合并反映了他的艺术个性特色，同时又达到了历史画创作所需具备的诸种要素，这无疑是他个人艺术创作道路上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作，同时由此也可以见出周矩敏具有结构重大历史题材，重大叙事场景和多人物组合大型国画创作的潜力。

《奉安大典》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当年南京国民政府迎接先总统孙中山灵柩回宁落葬的历史事件，作为史实，事件的起始与终结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系由多个情节，乃至细节构成。绘画创作如何准确的驾驭主题，选准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情节展开艺术想象，将之艺术的呈现展示开来，这是对创作者综合文化素养、历史知识积累、艺术眼光和创作能力的挑战。首先周矩敏放弃了仅止于写实记录事件的再现性表现手法，采取了依据史实主次，用多画面并置的方式，组合历史事件的多个侧面，巧妙地利用影像素材，经过精心剪裁弃取和重组、强弱化处理，将“迎柩”、“致哀”、“民众送葬”、“安葬”至陵寝四个情节依序组合展现，这对丰富主题内容的表现和增强画面形式的可看性确实有利，但无疑也对作者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和塑造众多人物群像的功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次，周矩敏在结构整幅画面时，将凡在历史图片中出现的有名有姓的参加当时葬礼的主要代表人物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将事件的主人公孙中山先生遗像通过运载灵柩的车头装饰表示出来，这解决了画面主题的核心要素。同时，他又将迎灵的仪仗队和政府百官安置在中心两侧，并特重描绘表情庄重肃穆的军人队列与移灵车队的排行将送葬人群组合加以切分；又以轮船火车长鸣的汽笛烟雾和弥漫横流的雾霭与远山呼应，形成天地同悼的静默氛围；再以第三层次远景的辅陈展现中山陵隆重的安葬典礼，有效地展开了因一代伟人壮志未酬身先陨的河山同悲的恸人情境，充分揭示、烘托了画面主题的历史意义，在诸多的描写同类事件的历史画创作中，周矩敏的《奉安大典》因此体现出新颖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价值。第三，描绘如此多人物的大型历史画创作，由于大量的生动素材和丰富的影像资料存在，这使得既有的中国人物画笔墨技法远远不足敷用，而周矩敏熟谙的写意方法也全然无法应对，周矩敏必须服从主题内容的大局去调整、调动可资利用的手法。经过深思熟虑，他适度吸收了历史图片中的明暗影像，转换为水墨表现，以线辅面，突出局部的墨块处理和色块对比，追求类似版面形式的亦线亦明暗色块的办法。过滤归纳去过多的局部细微变化，强化中心人物群像的塑造，有意弱化两侧部分的变化关系，增强气氛的渲染，使周矩敏的笔墨语言和有趣味的造型设计手法得以施展。此外，周矩敏在处理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技法也显得颇为独到，他将线造型的勾勒与色、墨面块的涂染有机的兼融于中，互为补充，达到了既写实且写意的绘画效果。概言之，《奉安大典》的创作完成既体现了周矩敏个人艺术创作实践变革的一次跳跃，也使他的艺术潜质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展示。当然，如果周矩敏能够对主要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更为精准到位，仪仗队士官形象的类别再能拉开对比距离，队列组合更加考究、民众场面的明暗效应再趋减弱的话，《奉安大典》应将使一件颇为有特色的成功作品。

周矩敏天性聪颖，矜持的外表掩饰不住他艺术家灵变诙谐的天性。读他的园林人物画中《霞霁秋水明》、《故园》、《真水假山洵仙境》、《清荫苔色古》和《唯有故园风光奇》等作品，就能分辨出矩敏秉性中观察入微和性格中的机敏俏皮，加上长年浸润在传统园林文化环境中的熏陶和都市生活使然，以及他笔下的刻意趣味化，使周矩敏作品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的人物形象传神而有韵致，从而也形成了周矩敏饶有意味的题材特色、造型特色和笔墨语言特色。想必但凡喜爱老照片的朋友和曾经对那个时代生活保有印象的人们一定能够从周矩敏生动的作品中读出某种怀旧的意趣来。

是以为序。